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新变化 对中国有4点期待

信源：凤凰网

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国力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尊敬。美国开始注重与中国加强沟通，以减轻过去三年来形成的“互信赤字”。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打破既定日程安排提前三个月进行中美首脑会晤、决定邀请习近平主席于6月7日访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美方急欲加强两国沟通，以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过去四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中美关系未来四年的可能演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中方断然拒绝G2拉拢令美国亚太外交进退失据

2009年，奥巴马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入主白宫。“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便成为奥巴马甫一上任时最为关键的外交问题。回顾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先拉后打”两个阶段全然相反的策略。

奥巴马先是在上任之初肯定了中国的重要性，并提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试图以此拉拢中国，以抬高中国地位的方式使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和影响力为美国所用。然而，美方的提议受到了中方的断然拒绝，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用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的话说，即中国不搞所谓的“中美主宰世界”。

因此，奥巴马政府随后采取了第二招，即用军事、经济、外交三管齐下的方式高调“回归亚洲”，用以防范中国。可以说，这一战略成为奥巴马第一任期外交方向的主基调，也是美国在其力量下降、被迫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

然而总体来看，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回归亚洲”的外交战略并不成功。

首先，由于与中国沟通不足，特别是国务卿希拉里咄咄逼人的外交作风，美国的这一战略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本已存在的“战略互疑”，使得一部分较为悲观的分析人士开始担忧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冲突；同时，奥巴马政府的这种做法也开始受到美国国内日益尖锐的批评。

其次，美国一系列高调的回归动作给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发出了危险的错误信号，使它们误认为可以凭借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因而趁机煽风点火，导致中国周边地区近三年来频繁出现围绕海洋及领土主权问题的争端，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地区发展合作的良好势头，也使美国经常处于被迫“选边站”的境地，对其自身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习奥会是奥巴马政府减轻中美“互信赤字”的主动示好

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四年”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的。在重组了外交新班子（由约翰・克里接替希拉里任国务卿、由雅各布・卢取代盖特纳成为财政部长、由查克・哈格尔继任帕内塔的国防部长职位）之后，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包括亚洲政策）风格也为之一变。

笔者看来，这种外交风格的新特点主要有三个：其一，美国外交在近期开始趋于柔性化，这与前任国务卿个性鲜明的对外姿态形成了强烈对比；其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开始回复平衡，改变了近三年来突出亚太的倾向，这一点体现在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欧洲中东九国、并于此后三个月内两度再访中东的一系列动作之中；其三，美国的亚洲政策开始呈现出较为全面的调整趋势。鉴于第三点与其对华政策紧密相关，笔者将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可以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初始阶段的亚洲政策依然大体延续了2010年以来“回归亚洲”的主基调，但其正在着力修正这一战略在第一阶段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因而，近几个月来美国“回归亚洲”的战略在具体政策调整上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为避免国内歧异、减轻本地区国家（主要是中国）误解以及安抚其他地区盟友，奥巴马当局对亚洲政策的定位不再是“回归”、“转向”（pivot）等容易引起争议的描述，而是采用“再平衡”（rebalance）这一较为周全的表达。

其次，美国开始注重与中国加强沟通，以减轻过去三年来形成的“互信赤字”。例如，从三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伯恩斯和多尼龙等美国政府高官“排队”访华，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对于加深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了解并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愿望。更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打破既定日程安排提前三个月进行中美首脑会晤、决定邀请习近平主席于6月7日访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美方急欲加强两国沟通，以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再次，美国开始对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借美国进行“再平衡”之际趁机渔利、进而引发地区动荡保持警惕，特别是美国近期对日本、菲律宾等国进行警告的做法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总体目标。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由此前过分强调军事合作逐渐转为强调经济合作（如TPP的规范作用）、白宫开始在外交上重掌主导权等新变化也体现出美国希望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

美国期待中国成为符合“规范”的合作伙伴

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中国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强的自主性和自信心，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国力突飞猛进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尊敬。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更具进取心的趋势，美国抱持着既欢迎又怀疑的心态：一方面，美国希望在解决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广大非洲国家的合作心存担忧。在以上几种复杂心态共同作用下，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审慎性，它的最终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符合美国“规范”的合作伙伴。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期待”有四点：其一，希望中国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内而非另起炉灶（例如，美国对中国关于“欢迎美国回到亚洲并成为亚洲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等表态持积极态度）；其二，希望中国能在诸如反恐合作、人道主义救灾、粮食安全、环境问题及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做更多贡献；其三，希望中国能在解决阿富汗、中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其四，希望中国表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即朝着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方向努力，以寻求战略双赢。

在美国对华态度出现新变化以及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之际，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正当其时。如果此次“习奥会”能够达成积极成果，将会为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笔者认为，两国领导人本次会晤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信任；第二，努力给中美战略关系进行定位；第三，为解决一系列中美之间的新老问题制定出原则框架。

总之，在中美两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扩大合作是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应当努力探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