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去年12月13日，广东乌坎村民起义，赶跑了地方的党领导和警察，夺得了乌坎的控制权。村民们被当局非法征地和警方的暴行激怒，在国家当局作出让步后，村民们设立了自己的代表。乌坎起义成为中国群体抗议的标志。
中国人民已经厌倦了腐败、冷漠及地方政府的无能。
第二，2月27日，一个关键性的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出“中国2030(China 2030)”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报告。该报告认为，只有对私营部门放手，结束国有经济的优惠待遇，才能获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府的作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月后(3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金融改革的试点实验，让民营金融机构合法化，并允许公民个人到境外投资。
“中国2030”公开警告说，中国自诩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不能维持经济增长，不能带领中国进入下一个水平。一个步履蹒跚的经济会马上威胁到中共自称的领导地位。
第三，4月10日，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被解除职务，赶出了中央政治局。薄熙来象征着党内倾向国家主导经济和毛主义的派系。薄熙来是中共“八老”薄一波的儿子，但其太子党的地位也没能把他从政治偏差和腐败指控中“拯救”出来。薄熙来具有影响力的妻子也因涉嫌谋杀其英国商务助理而被拘捕。
这位中共国家资本主义最招眼的实践者、带头人及啦啦队长，权力崩溃。
第四，
4月27日，盲人异议人士、公民人权律师陈光诚，避过警卫，逃出其在山东农村被软禁的家，抵达北京，躲进了美国大使馆避难。陈光诚的出逃，显示了中国异议社群的成熟、付出精神和协调能力，这令中共及其安全部队感到尴尬。
从相对安全的美国大使馆，陈光诚可以告知中国人民他们的宪法权利，及告知国际社会，他及其家人遭受到中共当局下达的殴打和折磨命令。美国大使馆可以表达其对陈光诚人权状况的关切，这也不会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政。
这四个冲击波，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到来的背景之下。届时， 2270名中共代表将“选举”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令人垂涎”的政治局常委和党总书记，该人也将持有国家主席称号。
中共的党代会只有到一切完备就绪后才会召开。目前“十八大”还没有确切的日期，只是说2012年底。在前苏联，斯大林是等到他的鸭子全都列好队，才召开的党代会。现在中共显然还有一些收尾工作需要完成。
在这四个冲击中，有两个显示出，定期的“交接班”引发定期的权斗。“中国2030”和薄熙来案，正是幕后权斗背景下的表现结果。
公众的愤怒和(陈光诚)从美国大使馆内发出的那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声音，可能会点燃中国这个火药桶。对中共而言，陈光诚逃出的时间，简直糟得不能再糟了。
公开披露的薄熙来案，给中国这个火药桶追加燃料。此前，普通的中国人认为，腐败是一个地方事务。他们的市长或警察局长可能是腐败的，但至少在北京的领导人们还是希望国家好的。正如在斯大林“大恐怖”中的受害者，还唿吁斯大林救救他们，乌坎村民还对更高一级党的官员们报以信任。现在，他们从网上了解到，原来甚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可以和那些地方官员一样糟糕。
中共领导人们正试图避免出现意外事件，引发戏剧性变化。他们清楚，这样的事可能会发生，对此他们感到害怕。
敏感时期 政法口接连受重挫
难冲击周永康
不过两三个月时间，政法口居然连续发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脱逃美领馆，以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翻墙逃遁北京美国大使馆两大社会政治事件。诚然，分责政法的中共九大常委之一周永康势必难辞其咎，为此而受到舆论乃至政治上的压力亦自不待言，然而鉴于多个因素的合力，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必不会为媒体渲染的那种危情所裹挟在十八大前折戟沉沙。
时势发展及此，周永康仿佛在王立军事件后已渐无不稳定的悬念，而陈光诚脱逃山东将原本地方政府绝口不提的“弥天大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永康因职责所在，必然须对这一横生的枝节做出一个令各界满意的解答。而未能谙熟中共常例的媒体纷纷因势乘便，再炒周永康受此变局可能会一蹶不振。但据理分析，周永康受此案牵累或十分有限，即便被证实其与陈光诚案有莫大关系。
4月30日包括英国媒体路透社、《卫报》以及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等均在爆炒陈光诚案对周永康目前的冲击。路透社在《即使陈光诚出逃也无法使周永康出局》"China security chief down but not out after blind
dissident's escape"一文中，陈光诚的大胆出逃是今年以来周永康遭到的再一次严重打击。周永康已经把中国政法系统扩张成一个昂贵的镇压机器，但这架机器显然存在缺陷。文章认为称周永康在遭受王立军和陈光诚事件的打击后但仍不会在十八大前“出局”。
英国《卫报》4月30日报道"Chen Guangcheng escape: will China's reaction be reform or
repression?"称陈光诚事件使得目前中国政治时局走向处于极其关键和敏感的时刻。该报引述政治学教授观点表示，陈光诚事件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直指主管国家安全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共。
美国之音报道称，陈光诚脱离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证明了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首的高压维稳政策，反而不能保证中国局势的稳定。
事实上，陈光诚的普通民间维权活动本来属于平常事件，完全可以由地方政府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解决，然而地方政府的粗暴举措终于使家丑外扬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周永康自然难以撇清干系，但却难以“纠治问罪”。
首先，维稳并非周永康个人喜好，而是中共目前统治形态的高层共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作为负责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假如无确凿证据证实其与陈光诚案有直接的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确实地方官员无法无天粗暴为之引发），周永康不会因为这项“疏漏”(而非原则)错误而动摇根基。正如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谢岳所言，因为“维稳”已是政权维系的一部分，而非周永康个人所好，“周会退休，但治理模式不会改变。”
其次，陈光诚不会被无限拔高，最终无法收拾。就目前涉事的中国、美国以及陈光诚本人的反应来看，三方均不愿事件向无法挽回的方向蔓延。从表面看中美两国在事件发生后均表现得异常低调，双方均对陈光诚是否身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不置一词，并高调宣布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铺路不会受到丝毫影响。然而私下，中国已责成计生委、公安部、外交部以及民政部四部门与美方沟通处理，而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9日凌晨突然提前访华也被视为是出于希望快刀斩乱麻处理事件，为即将到来的对话剔除障碍而来。另据消息称，美国可能在48小时对陈光诚的庇护协议做出决断。而在陈光诚本人方面，据称他并不希望离开中国而是希望坚持在祖国继续坚持维权，因此未向美国方面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现在仅仅是处于一个寻求庇护的状态。因此事件的最终解决可能是以陈光诚出国治疗的形式离开美国大使馆。若如此，各方所承担的风险都将大大化解，包括周永康。
最后，十八大防止不可预知的变局，保持稳定大局实现领导层顺利交接仍是中共目前最大的政治任务。周永康若在此前遭黜，恐将在党内引起极大震荡，而不利于政权交替。毕竟经历薄熙来下台一役对中共的考验，中共领导层必然对稳定的局势更有一种偏执的期待。在此背景下，周永康落马几率可想而知。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中共经历了四大震惊，这些冲击波可能会实质上影响到其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
首先，是在去年12月13日，广东乌坎村民起义，赶跑了地方的党领导和警察，夺得了乌坎的控制权。村民们被当局非法征地和警方的暴行激怒，在国家当局作出让步后，村民们设立了自己的代表。乌坎起义成为中国群体抗议的标志。
中国人民已经厌倦了腐败、冷漠及地方政府的无能。
第二，2月27日，一个关键性的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出“中国2030(China 2030)”与世界银行的合作报告。该报告认为，只有对私营部门放手，结束国有经济的优惠待遇，才能获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政府的作用“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月后(3月28日)，国务院批准了金融改革的试点实验，让民营金融机构合法化，并允许公民个人到境外投资。
“中国2030”公开警告说，中国自诩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不能维持经济增长，不能带领中国进入下一个水平。一个步履蹒跚的经济会马上威胁到中共自称的领导地位。
第三，4月10日，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被解除职务，赶出了中央政治局。薄熙来象征着党内倾向国家主导经济和毛主义的派系。薄熙来是中共“八老”薄一波的儿子，但其太子党的地位也没能把他从政治偏差和腐败指控中“拯救”出来。薄熙来具有影响力的妻子也因涉嫌谋杀其英国商务助理而被拘捕。
这位中共国家资本主义最招眼的实践者、带头人及啦啦队长，权力崩溃。
第四，
4月27日，盲人异议人士、公民人权律师陈光诚，避过警卫，逃出其在山东农村被软禁的家，抵达北京，躲进了美国大使馆避难。陈光诚的出逃，显示了中国异议社群的成熟、付出精神和协调能力，这令中共及其安全部队感到尴尬。
从相对安全的美国大使馆，陈光诚可以告知中国人民他们的宪法权利，及告知国际社会，他及其家人遭受到中共当局下达的殴打和折磨命令。美国大使馆可以表达其对陈光诚人权状况的关切，这也不会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政。
这四个冲击波，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到来的背景之下。届时， 2270名中共代表将“选举”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令人垂涎”的政治局常委和党总书记，该人也将持有国家主席称号。
中共的党代会只有到一切完备就绪后才会召开。目前“十八大”还没有确切的日期，只是说2012年底。在前苏联，斯大林是等到他的鸭子全都列好队，才召开的党代会。现在中共显然还有一些收尾工作需要完成。
在这四个冲击中，有两个显示出，定期的“交接班”引发定期的权斗。“中国2030”和薄熙来案，正是幕后权斗背景下的表现结果。
公众的愤怒和(陈光诚)从美国大使馆内发出的那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声音，可能会点燃中国这个火药桶。对中共而言，陈光诚逃出的时间，简直糟得不能再糟了。
公开披露的薄熙来案，给中国这个火药桶追加燃料。此前，普通的中国人认为，腐败是一个地方事务。他们的市长或警察局长可能是腐败的，但至少在北京的领导人们还是希望国家好的。正如在斯大林“大恐怖”中的受害者，还唿吁斯大林救救他们，乌坎村民还对更高一级党的官员们报以信任。现在，他们从网上了解到，原来甚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可以和那些地方官员一样糟糕。
中共领导人们正试图避免出现意外事件，引发戏剧性变化。他们清楚，这样的事可能会发生，对此他们感到害怕。
(福布斯 Fo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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