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国外社会科学》
虽然赤字危机是由野蛮的阶级斗争造成的，但长期债务危机是严重的。并且自罗纳德•里根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以来，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增加三倍的国家债务和迅速增加的对经济的威胁又被乔治•布什雪上加霜。但目前来说，解决失业危机才是当务之急。
对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最不正义的有条件投降----是与公众所一直要求的完全相反。这基本上会导致经济增长更缓慢，并且对几乎所有人造成长期性的不利影响，除了富人和大财团之外，他们正好可以获取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不同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就业机会和赤字增长问题，而不是过度的预算赤字”----这一预算2011年8月在华盛顿达成，虽然它更可能是一个最终实现不了的计划，但还是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恶化火上浇油。
至于说用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医疗保险体制取代美国功能失调的私有化的医疗保险体制，希望降低人均医疗成本的一半，却取得至少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健康成果，以此来消灭赤字，就更没有探讨的必要了。尽管设想很实际，但金融机构和制药业的强大势力根本不会让这样想法被正式考虑。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提议也被否决了，如征收小额的金融交易税这类经济上合理的措施。
与此同时，新的礼物定期地被大肆花费在华尔街上。应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要求，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削减预算，而这将会成为反金融欺诈的主要障碍。消费者保护机构是不可能完好存活的。国会在对未来的战争中操纵着其他武器。在面对共和党反对环保问题上，“美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放弃了全国从现有的燃煤电厂回收二氧化碳的最大努力，严重打击了遏制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的努力”，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自我伤害的打击，虽然愈演愈烈，但并非最近的发明。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时期，结束了通常所谓的( 国家)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金融，一是生产向海外转移，都与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以及战后关于资本控制和货币调节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有关。“自由市场主义”依旧是大热门，管理者进一步鼓吹道。因为他们被转为放松管制，公司治理结构将首席执行官的巨额回报与公司短期利润及此类政策决定链接起来。结果集中的财富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权力，恶性循环加速导致财富极端地集中到人口的1%手中，主要是那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等等，而大多数人的收入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选举的成本飙升，使美国两党更深地陷入财团的钱袋里。剩下的政治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两党已转向拍卖国会的领导席位。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弗格森指出“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中间，惟一只有美国的国会党团在立法过程的关键时段明码标价。”那些资助党的立法者得到职位，几乎毫无疑问，即成为私人资本超乎寻常的仆人。结果，弗格森继续说到，辩论“严重依赖于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久盛不衰的，迎合为领导者所依赖的国家投资集团和利益团的口号”。
后黄金时代经济正开始一场由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设想的噩梦。二者均认识到，如果英国商人和制造商进行海外投资并依靠进口，他们将获利，但英国受损。两人都希望通过本土主义避免这些后果，即人们仍倾向于在本土投资并使之发展壮大。李嘉图希望，由于本土主义，大多数有财势的男人都会“满意在本国的较低的利润率，而不是为了他们的财富在外国寻求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那些被史密斯称之为人类“大师”的人们，已放弃任何对他们自己社会中的福利事业的关注，代之以专注于短期利益和巨额奖金; 只要国家仍然作为一个保姆样地去迎合他们的口味，那社会终将腐坏。2011年8月4日的《纽约时报 》头版上出现了一个图示说明，并排的两个主要故事相映成趣。其中一个讨论共和党人如何热切地反对任何“涉及增加财政收入”的提议----对富人税的委婉说法。另一个标题是“尽管已经被贴上了标签，奢侈商品还是飞离了货架”。对富人和财团减税到低点的一个借口是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现在他们不能有所作为，只因他们的口袋都装满巨额的利润。
这一发展前景被银行业巨头花旗集团制作给投资者的小册子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出来。该银行的分析家认为全球化社会正分裂为两个阵营： 富人经济学和其他。在这样一个世界，增长源自于少数富人的推动，也大部分为他们消费。还有那些“非富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即现在通称的全球普通大众，这些劳动阶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美国，他们属于“不断增长的不稳定的工人”，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美国国会夸赞自己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表现时，对此解释说这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基础。这才是全球化社会中真正的权力转移。
花旗集团分析师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机会就在那里。他们所谓的“富人经济学股票篮”，远远胜过1985 年以来出现的世界发达市场指数，当时让富人变得更富有的里根-撒切尔经济方案开始走俏。
新的后黄金时代金融体系在 2007 年股市崩盘这个问题上责任重大。此后，这些机构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实力，其所占企业利润的份额增加三倍以上。
股市崩盘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纯粹的经济的角度探讨他们的功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整体影响可能为负值：“金融体系的成功对实体经济的效益无所裨益，而股灾使财富从纳税人向金融家转移。”通过清除政治民主的残余，他们开始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其受害者愿意默然承受多久，这条路就会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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