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源：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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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常驻研究人员、布鲁金斯学会的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分析研究所、海军分析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的顾问沃尔特（Stephen M. Walt）就中美如何提高国际安全合作提出自己的意见。
沃尔特首先指出，中美目前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主要有两种方式的合作：一种是积极合作，如合作反恐和打击亚丁湾海盗；一种是消极的合作，比如通过军备控制、制定海上行为准则以及网络攻击等方面的活动来提高各自的共同安全。
沃尔特认为，中美应该增加积极的国际安全合作，但是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寻找一些降低国家安全风险的方式，而是从哪些因素能够或多或少的影响中美国际安全合作上下手。
在沃尔特看来，影响中美国际安全合作的要素主要包括军事互信水平、大战略、领导人以及中美各自的底线。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的军事互信水平，如果双方之间猜忌过重，即便是积极的合作，也会令双方担心对方从中获益。
其次是中美各自制定的大战略。中共的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逐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减少甚至消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确保中国长期的安全；而美国在亚洲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自美国变成超级大国（a great power）以来，其战略就是要防止欧洲和亚洲出现一国独大的情形，支持其盟国阻止中国主导亚洲。
为此，奥巴马提出在亚太地区推行“再平衡”战略（"pivot" to Asia），而邓小平的“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的战略也逐步让位于过于自信的民族主义（assertive nationalism），在这种节点，令双方克制，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如果中美各自追求其大战略，那么利益冲突将会导致中美在国际安全的合作中问题多多，而亚洲的局势也会非常紧张，亚洲的各个国家将会成为中美抢夺和打压的棋子；如果中美能够克制自己的大战略，将更容易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甚至实现积极的合作。但沃尔特对此持悲观态度，除非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才有可能暂时抑制紧张局势。
第三就是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人，而奥巴马也实现成功连任，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定位成为当下最关注的议题，沃尔特认为，如果中美领导人一贯聪明、精明、有远见、有洞察力，那么中国也许能够掌控未来的双边关系不会有严重的麻烦。但如果“英明的领导人”成为先决条件，那么总有一方会顾虑很多。
最后一点，沃尔特认为中美国际安全合作的底线是，双方在采取行动之前有明显的共同利益，这也更利于管控双方之间的关系。如通过海上行为准则的制定、谅解使用无人机和网络攻击，增加两军的接触以及其他形式的沟通交流。
总而言之，沃尔特认为，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在以上4个要素上实现突破，中美两国就会在未来25年维持积极的国际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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