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望问鼎世界超级大国!此类呼声的市场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得以迅速扩展。近日,由公共外交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围绕中国公共外交问题建言献策。期间,对媒体的言论管制阻碍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也给中国的外交走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信息。
近日,由春秋综合研究院主办的《媒体与政治,中国的公共外交》研讨会将中方对媒体过度的言论管制看做了中国公共外交的“拦路虎”。换言之,中国媒体在公共外交上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导致更加多元的声音在国际上“失声”。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高英丽教授在研讨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可以更开放》的演讲,对中国公共外交持有乐观态度。不过同时也指出,“中国完全可以在公共外交上做的更好”。高英丽指出,中国政府在公共外交的各个层面上,主导型都很强,通常由外交部门或政府高层直接控制,这也就直接导致非政府的组织、元素很难参与其中。不过,中国的公共外交已传递出了良好讯号,因为政府高层开始意识到,外交主题还是该从政府走向普通大众。
而承担这一趋向转变重任的,便是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喉舌论、党性第一等观念尚且占据着主流。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中国要比欧洲和美国更敏感,会更在意他国的看法。如在藏独、疆独,以及敏感问题上,中国媒体的集体噤声以及官方对国际媒体的限制措施,反而使得西方媒体有了“料”。至于中国政府可能担心西方媒体借负面报道抹黑中国的担忧,则显得有些多余。毕竟,在“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大背景下,即便有负面报道,也可能不独是针对中国有意而为之,而是媒体的天然倾向。
其实,只需简单换位思考一下,便不难发现媒体的这种“天性”。站在西方媒体的立场上,中国拉起红线设限本身就是“心虚”的直接反应。基于新闻价值作出判断,此类受到限制的新闻必有料可爆,所以便极易形成“一拥而上”的局面。媒体的窥私心理相较于其他行业的来说,尤其突出和明显。而对中共而言,出于“稳定民心”的考量,便自动放大了开放言论带来的后果。加之中国媒体根植于“政治家办报”,所以要想尽快步入国际化媒体轨道还尚待时日。
围绕此问题,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主任菲利普•赛伯则更为直接地道出了媒体受限带来的外交弊端。菲利普•赛伯表示,当今中国式世界上对公共外交最重视、最主动的国家,在国际传媒领域投入非常大,但是效果很一般。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很大程度上仍然抱着20世纪的媒体观念。赛伯就此建言,中国应该汲取二战中英国的经验,相比通过中国的媒体直接对外施加影响,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境外的媒体加以引导。如此一来,中国将有望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软实力的超级大国,并完全可以依靠公共外交作为核心竞争力。
不过,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媒体手中握着的权力棒并不全然令人满意。往大来看,官方权威媒体浓厚的民粹色彩,容易使外界形成错误的印象,如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就曾因言论过于“妖魔化”而遭到媒体界的讨伐。往小了看,媒体为博取眼球刻意放大了网络上虚涨的情绪发泄,也可能给其他国家传递出“中国已然民怨沸腾”的信息。所以,媒体在推动公共外交的同时,还需得扮演好自身角色。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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