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区”

中国的决策层正有意引导经济活动放缓，今年年初，中国将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下调至7.5%。官方说法认为，放弃“保八”意味着中国经济目标将从一味追求增速转向重视结构调整，然更多舆论却开始怀疑中国是否还有能力进一步刺激经济，担忧中国经济难以平稳“软着陆”。

在经济减速背景下，政府该做些什么准备？“出口转内需”成为业内共识，但实现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从区域规划角度出发，中国科学院一份报告提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香港的珠江三角洲3大都市群，已具备条件建设成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明显影响的全球性大城市经济区。

经济减速已成必然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率先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是利用了集中控制式指令性经济的有利条件，通过政府开支和引导银行放贷来维持经济增长，以此提振经济产出。

不幸的是，中国如今面临着更大的问题。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美国和欧洲这两大主要贸易伙伴经济疲弱，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不振；政府强力调控下，房地产投资难以继续引领经济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大规模下滑正成为经济滑坡的最新写照；消费多年来更是“扶不起的阿斗”，种种现状使人担心中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反弹后又再度陷入疲软状态。

更严重的是，中国通过举债来推动的投资也开始显现出副作用。人们无法确定中国是否还有能力进一步刺激经济。按照传统的看法，中国将能够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国内巨额存款和债务水平低的优势来继续刺激需求。

然而，中国的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投资于美元、欧元和日圆，投资形式以购买国债和其他高质量证券为主。由于发债者的评级被下调导致违约风险增大，以及美元、欧元和日圆对人民币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已经缩水。

如果中国试图大量脱手外汇储备资产，将导致自己所投资海外证券的大幅贬值，以及人民币对相关外币的升值，给中国造成巨额损失。手握巨额外汇储备还迫使中国买进更多的美元、欧元和日圆证券，以保护现有外汇储备的价值，从而令问题的规模和风险不断加大。

中国的债务水平也比它通常所承认的高很多，虽然其债务大部分是内债。而债务结构倒挂现象（即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借债规模反而上升）会令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放缓，中国直接债务和连带债务规模平都会迅速增加。

扬鞭“内需马车”何其难

长久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出口，经济好坏直接取决于外部需求，主要是发达世界的需求，如今，欧美经济陷入困境再次提醒政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时候从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了。

然而，“拉动内需”口号年年喊，但实际却收效甚微，最近十年更是出现严重退化。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

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

如何让人们真正放心消费，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首先得让人们的“荷包”鼓起来，有钱了才能消费。实现这一条，就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改革分配方式，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为重点，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与此同时，还必须得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重要的位置，处理好稳增长、抑通胀、调结构三者关系。此外，还得同步健全各项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让老百姓不再捂着口袋过日子，才能真正拉动社会消费，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打造“全球经济区”模式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是离不开的要素。不过，若是能够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有所创新，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突破困境的新模式。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最新完成的《2011中国区域发展报告》，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香港的珠江三角洲3大都市群，已具备条件建设成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明显影响的全球性大城市经济区。

该报告指出，作为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中国需要建设2到3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陆大道表示，核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的京沪港三大都市群，要成为全球性物流、金流等交会地、连接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与控制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陆大道以北京为例，作为大陆的政治和决策中心，北京不仅可建成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资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成为大陆最大、同时也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实，过去不少学者担忧“金融中心”各自为政，恐将竞争恶化为“内耗”；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表示，金融中心不是一蹴可就，更不是靠官员表态和政府倾斜就可以长久维系，而是需要金融机构、金融家和相关企业自发性选择，所以京、沪、港、深四地应该发挥自身所长。

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也表示，大陆许多城市想当金融中心，但必须做出差异化，像是上海和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不能“对立”，也不看好地方政府以众多名目搞的“区域战略”。

《2011中国区域发展报告》报告也认为，目前大陆官方以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为标准划分的区域发展规划，缺乏总体设计和目标，并没有“指导”的意义；陆大道表示，各地热衷申报“国家战略”，但很多“名不副实”，也无法整合成全国系统。

以西部发展来说，陆大道表示，在总体经济增长道路上虽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在“GDP挂帅”理念下，区域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继续扩大。且在交通建设中，高铁、高速公路、地铁等建设“大跃进”，将让未来还贷压力增大，2015年以后将进入维护高峰期，金融风险巨大。

(凤凰网)